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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

2018-05-14 本文已影响 60人  未知

  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

  他,一位离乡游子,

  一首诗《乡愁》享誉海内外;

  他,一位念旧的老人,

  一篇《思蜀》,

  记录在重庆的青葱岁月......

  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

  据台湾东森新闻、台湾中时电子报等媒体报道,台湾著名诗人、《乡愁》作者余光中先生今日辞世,享年90岁。

  余光中是知名文学家、诗人、散文家。他祖籍福建永春,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,次年赴台。余光中从事文学创作超过半个世纪,驰誉海内外,一首《乡愁》在全球华人世界引发强烈共鸣。

  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

  你知道吗?

  这首打动无数人的《乡愁》

  第一节其实写的是

  余老在重庆的一段少年生活。

  2005年,余老曾回到故乡

  他魂牵梦萦60载的悦来场(现悦来镇)

  重游“这头”的青年会中学、

  “那头”的故居朱家祠堂。

  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余老和儿时的同学见面激动不已。

  余老来重庆时10岁,离开时17岁。在离朱家祠堂不远的一小块坝子上,堆满了他对母亲的回忆:“每天早上,母亲总站在这里看我上学。我走到山坡下,母亲就看不见了;等我转过弯来,就又看见了。而走了很久,我看见母亲还在那里看我。”

  因为家离学校有10多里山路,来回一趟很不容易,他常常只能通过写信和母亲交谈。余老透露,其实《乡愁》中第一节就是写的他在悦来场的这一段少年生活。

  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余老在悦来场即兴赋诗。

  余老称,

  自己一半的才气,

  都是少年时,

  悦来场的山山水水中孕育出来的。

  2005年,他还带走老屋的一片青瓦

  这个令余老难以忘怀的故乡

  让我们再次通过他的文字

  触摸这份“乡愁”

  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

  思蜀

  余光中

  1

  在大型的中国地图册里,你不会找到“悦来场”这个地方。甚至勒敦加大教授许淑贞最近从北京寄赠的巨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》,长五十一公分,宽三十五公分,足足五公斤之重,上面也找不到这名字。这当然不足为怪:悦来场本来是四川省江北县的一个芥末小镇,若是这一号村镇全上了地图,那岂非芝麻多于烧饼,怎么容纳得下?但反过来说,连地图上都找不到,这地方岂不小得可怜,不,小得可爱,简直有点诗意了。刘长卿劝高僧:“莫买活洲山,时人已知处”,正有此意。抗战岁月,我的少年时代尽在这无图索骥的穷乡度过,可见“人蜀”之深。蜀者,属也。在我少年记忆的深处,我早已是蜀人,而在其最深处,悦来场那一片僻壤全属我一人。

  所以有一天在美国麦克奈利版的《最新国际地图册》成渝地区那一页,竟然,哎呀,找到了我的悦来场,真是喜出望外,似乎飘泊了半个世纪,忽然找到了定点可以落锚。小小的悦来场,我的悦来场,在中国地图里无迹可寻,却在外国地图里赫然露面,几乎可说是国际有名了,思之可哂。

  2

  从一九三八年夏天直到抗战结束,我在悦来场一住就是七年,当然不是去隐居;而是逃难,后来住定了,也就成为学生,几乎在那里度过整个中学时期。抗战的两大惨案,发生时我都靠近现场。南京大屠杀时,母亲正带着九岁的我随族人在苏皖边境的高淳县,也就是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前面,惊骇逃亡。重庆大轰炸时,我和母亲也近在二十公里外的悦来场,一片烟火烧艳了南天。 就是为避日机轰炸,重庆政府的机关纷纷迁去附近的乡镇,梁实秋先生任职的国主编译馆就因此疏散到北碚,也就是后来他写《雅舍小品》的现场。父亲服务的机关海外部把档案搬到悦来场;镇上无屋可租,竟在镇北五公里处找到了一座姓朱的祠堂,反正空着,就洽借了下来,当作办公室兼宿舍。八九家人搬了进去,拼凑着住下,居然各就各位,也够用了。 朱家祠堂的规模不小,建筑也不算简陋。整座瓦屋盖在嘉陵江东岸连绵丘陵的一个山顶,俯视江水从万山丛中滚滚南来,上游辞陕甘,穿剑阁,虽然千回百转,不得畅流,但到一合川,果然汇合众川浩荡而下,到了朱家祠堂俯瞰的山脚,一大段河身尽在眼底,流势壮阔可观。那滔滔的水声日夜不停,在空山的深夜尤其动听。遇到雨后水涨,浊浪汹汹,江面就更奔放,像急于去投奔长江的母怀。 祠堂的前面有一大片土坪,面江的一边是一排橘树,旁边还有一棵老黄葛树,盘根错节,矗立有三丈多高,密密的卵形翠叶庇荫着大半个土坪,成为祠堂最壮观的风景。驻守部队的班长削了一根长竹竿,一端钻孔,高高系在树顶,给我和其他顽童手攀脚缠,像猴子一般爬上爬下。 祠堂的厚木大门只能从内用长木闩闩上,进门也得提高脚后跟,才跨得过一尺高的民初门槛。里面是一个四合院子,两庑的厢房都有楼,成了宿舍。里进还有两间,正中则是厅堂,香案对着帷幕深沉牌位密集的神龛,正是华夏子孙慎终追远的圣殿,长保家族不朽。再进去又是一厅,拾级更上是高台,壁顶悬挂着“彝训增辉”的横匾。 这最内的一进有边门通向厢房,泥土地面,每扫一次就薄了一层,上面放了两张床,大的给父母,小的给我。此外只有一张书桌两张椅子,一个衣柜。屋顶有一方极小的天窗,半明半昧。靠山坡的墙上总算有窗,要用一截短竹把木条交错的窗棂向上撑起,才能采光。窗外的坡道高几及窗,牧童牵牛而过,常常俯窥我们。 这样的陋室冬冷夏热,可以想见。照明不足,天色很早就暗下来了,所以点灯的时间很长。那是抗战的岁月,正是“非常时期,一切从简”。 电线不到的僻壤,江南人所谓的“死乡下”,当然没有电灯。即连蜡烛也贵为奢侈,所以家家户户一灯如豆,灯台里用的都是桐油,而且灯心难得多条。 半世纪后回顾童年,最难忘的一景就是这么一盏不时抖动的桐油昏灯,勉强拨开周围的夜色,母亲和我就对坐在灯下,一手戴着针箍,另一手握紧针线,向密实难穿的鞋底用力扎刺。我则捧着线装的《古文观止》,吟哦《留侯论》或是《出师表》。此时四野悄悄,但闻风吹虫鸣,尽管一灯如寐,母子脉脉相守之情却与夜同深。 但如此的温馨也并非永久。在朱家祠堂定居的第二年夏天,家人认为我已经十二岁,应该进中学了。正好十里外有一家中学,从南京迁校到“ 大后方”来,叫做南京青年会中学,简称青中。父亲陪我走了十里山路去该校,我以“同等学力”的资格参加入学考试。不久青中通知我已录取,于是独子生平第一次告别双亲,到学校去寄宿上学,开始做起中学生来。

  3

  从朱家祠堂走路去青中,前半段五里路是沿着嘉陵江走。先是山路盘旋,要绕过几个小丘,才落到江边踏沙而行。不久悦来场出现在坡顶,便要沿着青石板级攀爬上去。 四川那一带的小镇叫什么“场”的很多。附近就有蔡家场、歇马场、石船场、兴隆场等多处:想必都是镇小人稀,为了生意方便,习于月初月中定期市集,好让各行各业的匠人、小贩从乡下赶来,把细品杂货摆摊求售。四川人叫它做“赶场”。 悦来场在休市的日子人口是否过千,很成问题。取名“悦来”,该是《论语》“近者悦,远者来”的意思,满有学问的。镇上只有一条大街,两边少不了茶馆和药铺,加上一些日用【关键词298】必需的杂货店、五金行之类,大概五分钟就走完了。于是街尾就成了路头,背着江边,朝山里蜿蜒而去,再曲折盘旋,上下爬坡,五里路后便到青中了。

  4

  比起当年重庆那一带的名校,例如南开中学、求精中学、中大附中来,南京青年会中学并不出名,而且地处穷乡,离嘉陵江边也有好几里路,要去上学,除了走路别无他途,所以全校的学生,把初、高中全加起来,也不过两百多人。

  尽管如此,这还是一所好学校,不但办学认真,而且师资充实,加以同学之间十分亲切,功课压力适度,忙里仍可偷闲。老来回忆,仍然怀满孺慕,不禁要叫她一声:“我的母校!”

  校园在悦来场的东南,附近地势平旷。大门朝西,对着嘉陵江的方向,门前水光映天,是大片的稻田。农忙季节,村人弯腰插秧,曼声忘情地唱起歌谣,此呼彼应,十分热闹。阴雨天远处会传来布谷咕咕,时起时歇,那喉音柔婉、低沉而带诱惑,令人分心,像情人在远方喊着谁。

  校后的田埂阡陌交错,好像五柳先生随时会迎面走来,戴着斗笠。晚饭之后到晚自修前,是一天最逍遥最抒情的时辰。三五个同学顶着满天霞彩,踏着懒散的步调,哼着民谣或抗战歌曲,穿过阡陌之网,就走上了一条可通重庆的马路。行人虽然稀少,但南下北上,不时仍会遇见路客骑着小川马达达而来,马铃叮当,后面跟着要和的马僮。在没有计程车的年代,出门的经验不会比李白的“行路难”好到哪里去,有如此代步就要算方便的了。有时还会遇见小贩挑着一担青甘蔗路过,问我们要不要比劈一下。于是大伙挑出瘦长的一根,姑且扶立在地上,说时迟,那时快,削刀狠命地朝下一劈,半根甘蔗便砉然中分,能劈到多长就吃多长。这一招对男生最有诱惑,若有女生围观,当然就更来劲【关键词48】

  以两百学生的规模而言,砖墙瓦顶的挑高校舍已经算体面而且舒适了。这显然曾是士绅人家的深院大宅,除了广庭高厅有台阶递升,一进更上一进之外,还有月洞边门把长廊引向厢房,雕花的窗棂对着石桥与莲池,便用来改成女生宿舍,男生只好止步,徒羡深闺了。

  男生宿舍就没有这么好了,隔在第二进的楼上,把两间大房连成兵营似的的通舱,对着内院的墙只有下半壁,上半空着,幸有宽檐伸出庇护,不消说冬天有多冷了。冬天夜长尿多,有些同学怕冷恋被,往往憋到天亮。又一个寒夜,邻床的莫之问把自身紧裹在棉被里,像只春卷,然后要我抽出他得腰带,把他脚跟的被角系个密不通风。我虽然比他还怕冷,倒不想采取这非常手段。

  夏天更不好过,除了酷热之外,还得学周处除三害:苍蝇、蚊子、臭虫。臭虫之战最有规模,无一幸免。裸露的肉体是现成的美肴,盛夏的晚上正是臭族的良宵先是有人梦中搔痒,床板在辗转反侧下吱咯呻吟。继而愤然坐起,“格老子……龟儿子”地喃喃而诟。终于点起桐油灯盏,向上下铺的木板和床板,上下探照,察看敌情。这么一吵,大家都痒醒了,纷纷起来点灯备战,举室晃动着人影。臭虫虽是宵小之辈,潜逃之敏捷却是一流。木床的质料低劣,缝隙尤多,最容易包庇臭族。那些鼓腹掠食的吸血小龟,六足纤纤,机警得恼人,一转入地下,就难追剿了。于是有人火攻,用桐油灯火去熏洞口,把木床熏得一片烟黑。有人水灌,找来开水兼烫兼掩。如是折腾了大半夜,仲夏夜之梦变成了仲夏夜之魇。

  至于六间教室,则是石灰板壁加盖茅草屋顶搭成,乃真正的茅屋。每个年级分用一间,讲课【关键词137】声则此呼彼应,沆瀣不分。如果哪位老师是大声公,就会惊动四邻,害得全校侧耳。其实上午上到第四节课时,男生早已饿了,只盼大赦的下课铃响,老师一合书本,就会泄洪一般,冲出闸门。

  当然是冲去饭厅了。两间饭厅相通,一大一小,男生倍于女生,坐在大间,女生则坐小间。训导主任则站在中分的高门槛上,兼顾两边。食时不准喧哗,食毕,男生要等女生鱼贯而出,横越而过,沿着长廊,消失在月洞门里。这是全校男生一览全校女生的紧张时刻,有些女孩会在群童睽睽的注目下不安地傻笑起来,男孩子则与邻座窃笑耳语。晚餐时,这一幕重演一次,但在解散前另有高潮。只因训导主任惯于此时唱名派信,孩子们都竖直耳朵,热切等待主任的大嗓门用南京口音喊出自己的名字,这时正是三十年代转入四十年代,世界上还没有电视,长期抗战的大后方,尤其在悦来场这种地带,连电话和收音机也都没有,每天能在晚霞余晖里收到一封信,总是令人兴奋的。如果一天接到两封,全校都会艳羡。

  记得下午都不排课,即使排了,也只有一两节。到了半下午,四点钟左右吧,便有所谓“课外活动”,不上体育课【关键词297】,便是赛球,那便是运动健将们扬威球场的时候了。孩子们兴高采烈,夹着篮球,向一里路外的罗家堡浩荡出发。到得球场,两队人马追奔逐球起来。文静的同学与球无缘,也跟去助阵,充当啦啦队,不然就索性爬到树上,读起旧小说或者翻译的帝俄时代名著来。我也在“树栖族”之列,往往却连《安娜﹒卡列尼娜》也无心翻看,却凝望着另一只大球,那火艳艳西沉的落日,在惜别的霞光与渐浓的暮霭里,颓然坠入乱山深处。

  晚自修从八点到九点半,男生一律在大饭厅上。每人一盏桐油昏灯,一眼望去,点点黄晕映照着满堂圆颅,一律是乌发平顶,别有一种温馨闲逸的气氛。喧闹当然不准,但喃喃私语、吃吃窃笑却此起彼落,真正在温课或做习题的实在不多,看书的,所看也多是闲书,包括新文学和外国作品的中译,甚至训导主任禁看的武侠小说。写信、记日记的也有。但最多的是在聚谈,而年轻的饥肠最难安抚,所以九点不到又觉得空了,便大伙画起“鸡脚爪”来,白吃的一位就收钱采购,得跑一趟贩卖部,抱一包花生糖、沙其马之类的回来。

  大饭厅的外面有一株高大的银杏树,矗立半空,扇形的丛叶庇荫着校园,像一龛绿沁沁的祝福。整个校园的众生之中,他不但最为硕伟,也最为长寿,显然是清朝的遗老,这一户人家的沧桑荣辱,甚至嘉庆以来、乾隆以来的风霜与旱涝,都记录在他一圈圈年轮的古秘史里。记忆深处,晴天的每一轮红日都从他发际的朝霞里赫赫诞生,而雨天的层云厚积全靠他一肩顶住,一切风声都从他腋下刮起。一场风雨之后,孩子们必定怀着拾金一般的兴奋去他得脚下,一盒又一盒,争捡半圆不扁的美丽白果,好在晚自修时放在桐油灯上去烧烤。只等火候到了,剥的一声,焦壳迸裂,鲜嫩的果仁就香热可嚼了。美食天赐的乡下孩子,能算是命穷吗?

  5

  青中的良师不少,孙良骥老师尤其是良中之良。他是我们的教务主任,更是吃重的英文老师,教学十分认真,用功的学生敬之,偷懒的学生畏之,我则敬之、爱之,也有三分畏之。他毕业于金陵大学外文系,深谙英文文法,发音则清晰而又洪亮,他教的课你要是还听不明白,就只能怪自己笨了。从初一到高三,我的英文全是他教的,从启蒙到奠基,从发音、文法到修辞,都受益良多。当日如果没有这位严师,日后我大概还会做作家,至于学者,恐怕就无缘了。

  孙老师身高不满五尺,才三十多岁,竟已秃顶了。中学生最欠口德,背后总喜欢给老师取绰号,很自然称他“孙光头”。我从不符合他们,就算在背后也不愿以此称呼。可是另一方面,孙老师脸色红润,精神饱满,步伐敏捷,说起话来虽然带点南京腔调,却音量充沛,句读分明。他和我都是四川本地同学所谓的“下江人”,意即长江下游来的外省人,更俚俗的说法便是“脚底下得人”。我到底是小孩,入川不久就已一口巴腔蜀调,可以乱真,所以同学初识,总会问我:“你是哪一县来的?”原则上当然已断定我是四川人了。孙老师却学不来川语,第一次来我们班上课,点到侯远贵的名,无人答应,显然迟到了。他再点一次,旁座的同学说:“他耍一下儿就来。”孙老师不悦,说:“都上课了,怎么还在玩耍?”全班都笑起来,因为“耍一下儿”只是“等一下”的意思。

  班上有位同学名叫石国玺,古文根柢很好,说话爱“拗文言”,有“老夫子”之称。有一次他居然问孙老师,“‘目’英文怎么说?”孙老师说,“英文叫做wood。”有同学知道他又在“拗文言”了,便对孙老师解释,“他不是问‘木头’,是问‘眼睛’怎么说。”全班大笑。

  在孙老师的熏陶下,我的英文程度进步很快,到了高二那年,竟然就自己读起兰姆的《莎氏乐府本事》(Charles Lamb:Tales from Shakespeare)来了。我立刻发现,英国文学之门已为我开启一条缝隙,里面的宝藏隐约在望。几乎,每天我都要朗读一小时英文作品,顺着悠扬的节奏体会其中的情操与意境。高三班上,孙老师教我们读伊尔文的《李伯大梦》(Rip Van Winkle),课后我再三吟诵,直到流畅无阻,起了无穷。更有一次,孙老师教到《李氏修辞学》,我一读到丁尼生的《夏洛之淑女》(The Lady of Shalott)这两句:

  And up down the people go,

  Gazing where the lilies blow……

  (而行人上上下下地往来,

  凝望着是处有百合盛开)

  便直觉必定是好诗,或许那时缪斯就进驻在我的心底。

  至于中国的古典诗词,倒不是靠国文课本读来,而是自己动手去找各种选集,向其中进一步选择自己钟情的作者;每天也曼声吟诵,一任其音调沦肌浃髓,化为我自己的脉搏心律。当时我对民初的新诗并不怎么佩服,宁可取法乎上,向李白、苏轼去拜师习艺。这一些,加上古文与旧小说,对一位高中生说来,发轫已经有余了。在少年的天真自许里,我隐隐觉得自己会成为诗人,当然没料到诗途有如世途,将如是其曲折而漫长,甚至到七十岁以后还在写诗。

  青中的同学里下江人当然不多,四川同学里印象最难磨灭的就是吴显恕。他虽是地主之子,却朴实自爱,全无纨袴恶习,性情在爽直之中蕴涵着诙谐,说的四川俚语最逗我发噱。在隆重而无趣的场合,例如纪念周会上,那么肃静无声,他会侧向我的耳际幽幽传来一句戏言,戳破台上大言炎炎的谬处,令我要努力咬唇忍笑。

  他家里藏书不少,线装的古籍尤多,常拿来校内献宝。课余我们常会并坐石阶,共读《西厢记》、《断鸿零雁记》、《婉容词》,至于陶然忘饥。有一次他抱了一叠线装书来校,神情有异,将我拖去一隅,给我看一本“禁书”。原来是大才子袁枚所写的武则天宫闱秘史,床底之间如在眼前,尤其露骨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种文章袁枚是写得出来的。当时两个高中男生,对人道还半朦不懂,却看得心惊肉跳,深怕忽然被训导主任王芷湘破获,同榜开除,身败名裂。

  又有一次,他从家中夹来了一部巨型的商务版《英汉大辞典》,这回是公然拿给我共赏了。这种巨著,连学校的图书馆也未得购藏,我接手过来,海阔天空,恣意豪翻了一阵,真是大开了眼界。不久我当众考问班上的几位高材生:“英文最长的字是什么?”大家搜索枯肠,有人大叫了一声说,“有了,extraterritoriality!”我慢吞吞摇了摇头说,“不对,是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!”说罢便摊开那本《英汉大辞典》,郑重指正。从此我挟洋自重,无事端端会把那部番邦秘笈夹在腋下,施施然走过校园,幻觉自己的博学颇有分量。

  另外一位同学袁可嘉却是下江人。我刚进青中时,他已经在高二班,还当了全校军训的大队长,显然是最有前途的高材生。他有一种独来独往、超然自得的灵逸气质,不但谈吐斯文,而且英文显然很好,颇得师长赏识,同学敬佩。

  那时全校的寄宿生餐毕,大队长就要先自起立,然后喝令全体同学“起立!”并转身向训导主任行礼,再喝令大家“解散”!我初次离家住校,吃饭又慢,往往最后停筷。袁大队长怜我年幼,也就往往等我放琬,才发“起立”之令。事后他会走过来,和颜悦色劝勉小学弟“要练习吃快一点”,使我既感且愧。

  有了这么一位温厚儒雅的大学长,正好让我见贤思齐,就近亲炙。不了正如古人所说,他终非“池中物”,只在青中借读了一学期,就辗转考进了全中国最好的学府“西南联大”去了。

  后来袁可嘉自己却得以亲炙冯至与卞之琳等诗坛前辈,成为四十年代追随艾略特、奥登等主知诗风的少壮前卫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,我也追随青年会中学回到我的出生地南京,继续读完高三。那时袁可嘉已成为知名的诗人兼学者,屡在朱光潜主编的《大公园》周刊上发表评论长文,令小学弟不胜钦仰。

  五十二年后,当初在悦来场分手的两位同学,才在天翻地覆的战争与斗争之余,重逢于北京。在巴山蜀水有缘相遇,两个乌发平顶的少年头,都被无情的时光漂白了,甚至要漂光了。

  而当年这位小学弟,十岁时从古夜郎之国攀山入蜀,十七岁又穿三峡顺流出川,水不回头人也不回头。直到半世纪后,子规不知啼过了几遍,小学弟早就变成了老诗人,才有缘从海外回川。但是这一次不是攀山南来,也并非顺流东下,而是自空而降,落地不是在嘉陵江口,而是在成都平原。但愿下次有缘回川,能重游悦来场那古镇,来江边的沙滩寻找,有无那黑发少年草鞋的痕迹。

  2000年于高雄西子湾

  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

  余老走好。

  写《乡愁》的余光中走了,带着他在重庆的青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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